路很宽，远处有新工程在建，高耸的塔吊影影绰绰。近处，每栋楼外观极其相似，区别只在于大门处的公司标志。左邻右舍装修的噪音偶尔会传到会议室中，站在窗前向外望，有测试的无人驾驶车正在驶过。
咖啡馆是标配，生意不错，在这家离北京市区30公里的生物医药产业园里，星巴克很快送到这群即将开会的人手中。这里的公司大多在千禧年后创立，创始人是一群博士。
从园区的一家企业跳槽到另一家，从园区的运营方直接跳到园区企业中去，类似的上升路径，贯穿了许多人的职业生涯。越来越多的人守着园区过日子。
整个中国的产业园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底，仅生物医药产业园或涵盖生物医药产业的园区，已超过2000个。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中西部地区，逐渐形成产业集群。
生物医药园区的变迁，也是整个行业的缩影。一家典型的研发型生物药企，甚至可以做到四处办公地落脚在不同城市的生物医药园区里，而且有一处在海外。
园区、企业与投资，在拉扯纠缠共生之中，正在成为推动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一股中坚力量。
地域之差，园区氛围也千差万别
刘维脸上带笑，侃侃而谈，夹杂着中英文专业词汇，他正尝试把复杂的生物计算解释清楚。他是百图生科的CEO，也是两位创始人之一，另一位是李彦宏。
百图生科在2022年9月初刚搬到北京海淀区的贝伦产业园，最近一年，员工从二三十人增到两三百人，刚搬进来时，一楼会议室的角落里还散落着活性炭包。
刘维想做药物研发，为此构建了一个蛋白质药物研发平台，试图用计算生物学的手段，解码免疫系统。在贝伦产业园的这栋小楼里，他们如愿建起了自己的实验室。
这两三百人在做的事情，类似于新药“海选”，刘维说目前有十多种药物进展较快，针对胃癌、肝癌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进度最快的预计明年做全球临床试验。
关于李彦宏，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不少人也听闻过他对生物计算的热情，20多年前他在华尔街做程序员时，曾拿到过默克公司一份生物信息学研究小组的工作入职邀请，但他没去，因为太太是生物分子学方面的博士，她认为到那里也做不出什么来，那时基因测序技术还非常初级。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有了百度。
但李彦宏的生物科技热情没有熄灭。刘维佐证了这一点，百图生科是一家独立的公司，是李彦宏用个人的时间和个人的财富创立的。
与百度之间的联系，公司尽管不愿多谈，但并不回避。百度是投资人之一，但百图生科不属于百度体系，究其原因，仍在于李彦宏的兴趣与选择。
刘维知道自己公司做的事情非常抽象，为此他抽出整个下午有问必答，把技术平台比喻成“乐高”，由多种构件拼接而成，非对称、紧耦合、多弹头，各种不同的构型。
一脚踏入生物医药，刘维和同伴们思考过自己的身份。他的结论是探索者——参与者有点小，颠覆者又过于强烈。为了方便理解，刘维把公司归纳为一家试图批量做原创新药（First-in-class）的平台型药企。
刘维做过十几年的投资人，擅长早期项目投资，后来自己做公司，身份转换倒没那么困难。因为做早期科技风险投资，要义在于打造一个项目组合，这个组合既要有很强的逻辑，又不可能完全靠确定的数字。如今做平台化的生命科学公司，给他带来的感受是类似的。
在贝伦产业园里的邻居们，面目高度相似。志道生物去年融资B+轮，从事新型蛋白质药物研发，核心团队有海外留学、大型生物药企经历，有这个行业的典型特征。思合基因，从事反义寡核酸药物（ASO）技术平台开发；康迈迪森，一家以计算化学驱动的新药研发平台公司；百放英库，新药发现平台。
这些“邻居们”的事业看起来很抽象，阶段偏于早期，但并不边缘，与大药企、上市公司时常能聊到一起，达成项目合作。然而，新药研发烧钱之狠，使得这些公司谈盈利尚早，它们的存活有赖于融资能力。
贝伦产业园明亮、整洁，多数人的工作不是守在电脑前，就是泡在实验室里。身处其中很难想到，这个产业园的前身是废旧的钢结构厂房。园区方下了很大功夫，电力增容、完善物流线，以满足这个高端产业对能源、空间、工艺、机电的种种要求。这是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集团的手笔。
1600公里之外，那些抽象的专业名词远去了。张滨在为非常具体的事情发愁，他接手了一块地，在江西一个县城的生物产业园里，正为究竟引入哪家企业而举棋不定。
张滨透露，当地政府期待中的企业是产品有亮点，能带动当地产业上一个新台阶。
这个生物园已运行了几年，园区里多数企业主要做药膏。
张滨生活在北京，能接触到新兴的科技公司，中途接手这块地，他也希望找些具备“科技含量”的公司，医疗器械、保健品、食品都行，可以直接把知识产权卖给他，合作也行。
这块地离高速路口近，一出高速三四分钟就到。园区内员工住宿也好安排，位置好。当地政府还表示，如果张滨真能把这事做起来，能给的优惠条件都给到位。不过，在张滨的经验里，做商业不能指望这些，否则早晚“死定了”，盈利得靠真正的产品、服务，这是最基本的底线，没这个底气就不来了。
张滨看过不少企业。有一家做舒缓疼痛喷剂，他去看产品时，正赶上那阵子腿时不时会麻一下，有点影响走路，于是他试着喷了喷，没复发，据说是天然植物成分，使用特殊工艺制作；又有一群人做一款医疗器械，声称“第四代医学”，他也去试了试，最开始腿不直、弯不下腰，在这个器械上拉伸一会儿，竟可以直接把手伸到脚尖以下。
五花八门。看来看去，他选定两三种产品，能在当地园区生产。他心里明白，县城适合加工生产，研发显然是不恰当的。他还在寻找，有更合适的就替换。
园区的风格，是地方产业经济的缩影
全国2000多个园区名称带生物医药，但中国地域之间的差异之大，使得园区的叙事千差万别。各自的雄心壮志，有围绕着解决当地国内生产总值（GDP）或税收的，也有志在提升未来技术竞争力的。
湖南岳阳县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到2020年底有14家生物医药企业入驻。其中，上市公司科伦药业的子公司科伦制药，在当地建大容量注射剂、粉针、胶囊剂的制药基地。毗邻的同安医药，建的是物流基地，仓库面积1.1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以便于药品存放。
岳阳县是岳阳市的下辖之地。两年前，市里的官员们就希望建一个生物医药及应用产业链，为此有不止一位“链长”从中谋划推动，一位市委常委担任“第一链长”。
这条产业链吸引来的企业，上游是做熔喷料、熔喷布、无纺布等原材料；中游则从事药品研发与防护产品、消杀产品、医疗器械的生产；下游是医药流通企业和医院。
这是一个典型偏向制造业的产业集群。2022年7月，岳阳县集中开工、竣工、签约了70个重大项目，不乏医药产业项目，因投资体量大、技术含量高，被视为岳阳县近年来的招商重大成果之一。最终，能否如愿完善这条产业链，还得再等几年看成效。
向北600公里，河南省项城市的官员们也在忙着打造一个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在这个集群中，有上市公司乐普医疗的子公司生产降压药，康达制药生产头孢菌素类原料药，六合堂药业生产口服液和注射液，蓝天药业生产风湿马钱片、金钱白花蛇药酒、健胃消食片。这也是一个以“制造”为主线的园区。
全国2000多个以“生物医药”为名的园区和集群，由于地域差异，实际指代的内容并不一样：靠近一线城市，往往是海外人才和新技术在国内的第一落脚点，要么是极少人能听懂的前沿科技，要么是研发与生产走上正轨的大型公司；靠近三四线城市，人才相对受限，于是更偏重于药、械制造和物流，一些大型公司的子公司落户于此，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创新，被当地视作“头雁”，起带动作用。
项城就是如此。这是河南周口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1994年撤县设市，也是这一年，乐普医疗的药厂在当地建成投产，历经28年成为周口市医药企业第一纳税大户。在这只“头雁”带动下，2021年该市生物医药行业总产值54.44亿元，上缴税金2.4亿元，在周口市同行业位居第一位。
园区本质上是政府规划、引导的项目。一位产业园区从业者告诉《财经》记者，地方政府对产值、税收，以及吸纳就业，是有一些要求的，而且相对刚性。
投资体量大、税收贡献多，仍是项城青睐的项目类型。按当地文件，凡世界500强、国内100强医药企业落户项城，且投资额达到2亿元以上的重点医药项目，一事一议给予支持，可从工业发展基金中最高拿出投资额的6%作为基础设施奖励资金。
每个园区都有自己想实现的愿望，要的东西也不一样。北京贝伦产业园希望，在未来三年打造成以生物计算引擎为核心、创新药物为驱动的综合性国家级生物医药生态园区。
这符合2021年底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的战略，引导创新资源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发展，围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等领域培育一批世界级龙头企业。
企业选址，一些偶然和必然
将办公室安置在何处，对药企而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多数时候，公司的办公选址由核心管理层决定。一位生物公司从业者干脆地道，“肯定是公司老板的策略。”
选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人才、政策、临床、产业集群、当地环境等都在考量范围内。一家生物药企管理人员告诉《财经》记者，整个选址的过程，至少需要数月到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由此还催生了一些专门从事选址的中介服务商。北京立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CEO陈立参加行业会议，有时会遇上中介人员主动来加微信，专聊这事。
做决策的老板们，对选址感到困扰，一般与公司的发展阶段有关。生物医药企业的产品，走出早期实验室阶段，需要建设生产基地时，就会考虑增设新址；有海外业务了，想要国际化，就会想到增设海外新址。
上述药企管理人员所在的生物医药公司，以研发为主，在中国及海外均有办公地，分布在生物产业园区里。多城市布局，是研发型生物医药企业的惯常做法，依据各自拥有的研发、临床和商业化等区位优势，尽可能找到最优解。
多数企业走到选址这一步会犹豫，因为关系到未来发展的规划，这得慎重。往往在几个满足需求的园区之间权衡，双方怎么也得谈上好几轮。
企业与园区之间的关系，因此有一点微妙。
国内大多数园区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项目，有支持政策，也代表着一层政府关系。
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在启动选址工作后，相关负责人前往国内各知名的生物产业园进行实地考察，除了考量园区所在地的政策、配套设施，及新设办公点的土地使用性质、楼宇是否符合国家监管标准等，甚至有时，园区的办事效率及工作风格，也会被考虑进去。
一家偏早期的新药研发公司称，自家选址时，主要还是考虑能否满足实验室的建设需要。
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建生物实验室或药物实验室。实验室需要满足许多要求，微生物/病毒的安全等级、化学试剂废气废水的排放处理、环评，实验仪器和实验操作对环境、场地空间也有要求。
选择新址的审慎程度不亚于一次大考。他们手中有一长串名单，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上海的张江、临港，北京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亦庄生物医药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广州中新知识城、国际生物岛，此外成都、武汉、南京等地，也有很多生物医药园区可供选择。
细致认真的企业在选址时会列出许多个维度，对考察过的园区进行评分。规模相对小的早期研发公司，核心团队成员会一起商量，并参考同行的建议，选出符合业务需求和发展的园区后，再做进一步的沟通和洽谈。
这时，园区的工作人员仅摆出专门的政策支持，如实验室的审批、建设验收等条件是不够的。遇上看重的企业，园区还得充分表达诚意，给出一整套解决方案，从房租的减免、人才购房资格，到各项补贴、金融保障——虽然早期创业企业未必走到全部用上这些优惠的成熟期。
有地方政府官员直言，“扶持的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有3家能活得久就不容易。”但这不妨碍诚意的表达，因为企业一旦活下来，带给园区的收益会比100家房租补贴更高，还能在上下游带动一批其他企业，总账算下来不亏。
园区，可以经营出独到之处
“越是头部的、成熟的产业园区，越会更看重企业新技术的突破性、前沿性；往中部地区走，会更看重产业化的部分。”火石创造CEO杨红飞观察到，很多产业发轫于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逐步向中西部转移。
这是由于一开始的早期研发，需要北上广深的创新资源来培育；当产业逐渐成熟，规模扩大，就会偏重到产业化阶段，向中部地区拓展。
在生命科学产业，这个规律很突出。新药研发型企业，能盈利的还不多。更多企业从事的是药物或器械的生产制造，贴近于制造业逻辑。各地园区青睐的企业类型，由此产生了分野。
一位一线城市的园区从业者认为，相对成熟的园区，愿意鼓励创新，尤其是希望企业能在关键的底层技术上取得突破。至于创收，园区每年会有一个大致的衡量标准，会适时调整，但有的不会把重心只放在企业的营收上。
杨红飞观察到，相对富裕地区的园区会更关注企业的科技属性，技术是否前沿，以及对当地人才结构的改良。
生物科技的前沿研究，离了人才就垮了，园区如果不是背靠知名高校，一般会有人才不足的隐忧。一家北京市的生物科技公司正在寻觅新址，依旧考虑在北京。其负责人对《财经》记者坦言，因为很多从业者在园区附近买房、租房，容易招人，凭这点，他根本不考虑去三四线城市。
然而，三四线城市搞生物产业园都非常积极，上述生物科技公司负责人观察到，“这和供需关系有关”。
在产业园区“1.0”时代，园区能解决企业的空间需求即可，本质上是盖房子、收租金。在杨红飞看来，现在这类园区是供大于求。到“2.0”时代，企业提出更多需求，如园区的产业链是否完善、能否提供资本支持等，能满足这些需求的园区实则供不应求。
审评、审批，是药械企业的日常工作，需要与多个政府部门打交道。于是，一些地方政府索性将一部分审评审批职能放在了当地园区。2020年底，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落户于上海的张江科学城；在深圳市，也挂牌成立了药品、器械大湾区分中心，办公地在深港国际科技园。企业不用带着材料一趟趟出差，这类优势让园区更有吸引力。
一家生物药企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他们最看重园区所在地的政策优势。“2.0”时代仅有来自地方政府的补贴、税务优惠政策，魅力值不够，园区是否在自贸区、政策试验区中，对药企的国际化布局是否有支持政策等，是新型药企的着眼点。然而，能满足这些需求的园区放眼全国，并不多。
园区下场投资，有自己的“方法论”
当一、二级资本市场出现变化，产业园区的运营方马上察觉到了，这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明显。它们与资本市场的操盘手有着同等的敏锐。
这些园区有的亲自下场参与企业投资，配置了自己的投资基金，以及招商、研究、投资团队。
一位一线城市园区从业者告诉《财经》记者，他们近来比较喜欢在Pre-A轮参投，因为新药在这个阶段已有一部分数据，效用能得到一些验证，又不太贵。
不少参投项目的生物园区，出现了相似的特征，就是由以往相对比较靠后的轮次，变得越来越往前，喜欢投早、投新。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是信达生物（1801.HK）A轮、C轮融资的投资方。这家公司2018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七年前即创建于此园区。在信达生物B轮融资中，亦有苏州工业园区投资控股企业的身影。
“现在创新药行业走向了资本相对比较冷的阶段，出手本身就是一个很谨慎的事情。如果你投资的轮次太靠后，可能根本就没有收益了。”上述园区从业者说。这和投资机构的视角类似。
现在连明星资本也更想投早期。如高瓴今年已表示单独设立种子投资序列，按照创始人张磊的说法，帮助更多“种子”绽放可能，计划用三年时间投资100家左右的种子期企业，生物科技是领域之一。
有潜力的生物科技企业谁都想引入。不少园区引进项目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要看赛道，看创始者团队专业水平，也看投资方是否有明星资本贯穿其间。
2022年资本市场遇冷后，园区看项目的侧重点也悄然变化。虽然科学家创业的故事依然吸引眼球，但园区考虑得更实际了。比如，要看团队中有没有具备产业化经验的人，能把新药从实验室推进到临床试验，最终上市使用。
这中间既有药物研发流程上的规范，又要协调临床资源。一位生物科技公司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这意味着企业不仅要提前布局临床试验相关的中试车间，还要提早一步布局产业化生产基地。
整体就是奔着让产品商业化流程无缝衔接。现在有产业化人士配置的团队，才被认为是相对成熟的。“有产业化经验的人，对哪个关键环节的节点，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心里有数。”上述园区人士说。
为了寻求一种确定性，部分园区还喜欢引入一些平台类的公司，比如临床合同研究组织 （CRO）、上游关键材料、模式动物等领域的公司。因为在生物医药产业的关键节点，这类公司掌握着特定的稀缺资源。
园区投单个项目，远不如投一个相对持久性的、对产业有深度话语权的平台公司，因为由此可贯穿整个生物医药链条。这是一些成熟园区的共识。
在上述园区人士看来，如果一家新企业有某些特定需求时，可以不出园区就能解决，企业沟通成本极大降低，做事更快，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企业愿意不出园区和近邻合作，很方便，交流成本更低。一家新药企业负责人说，早上上班时顺道去合作方的工厂看一下自己项目的进度，然后回公司处理事情，下班之前还能再去看一眼，何苦要跑到外面去选合作伙伴。
开公司、搞投资、做园区，转来转去的这些人都在同一个圈子，关心的事情高度相似，使用同一套语言体系。生物医药产业究竟能不能翻开一页新篇章，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他们在做的事。
产业园的行事风格，在为这些人不断改进。一位前国家药监局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到底，需要让各方看到稳定的市场预期，才有可能对生物医药重燃希望。
（文中张滨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