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医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我们好似刀尖上跳舞，跳好了，我们或许得不到什么，可倘若跳砸了，我们便有可能坠入职业的深渊，这就教导我们需要时刻谨慎认真对待我们手头上的每一件工作。
荒谬，亲生的孩子竟和自己无血缘关系
试管婴儿出现大纰漏
昨天一整天，微博上连爆出三条热搜，某大三甲医院在为患者夫妇做试管婴儿辅助生殖时，错把陌生人的受精卵植入了患者体内，导致自己所分娩的孩子竟然和双亲都没有血缘关系，这引发了轩然大波。
据相关报道，2010年10月，50岁的刘文（化名）和妻子两人来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于2011年6月解冻胚胎，7月显示单胎宫内孕。试管婴儿成功了，这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可所有的不幸和痛苦也皆源自于此。
在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刘文便觉得孩子和自己长得不像，出于对医院的信任，觉得医院不可能出错，便打消了怀疑的念头。2018年，刘文和妻子因性格问题离婚，孩子被判给前妻抚养，但会在节假日回来和父亲团聚。
2020年，由于疫情封控，刘文和儿子朝夕相处的日子便多了，他突然发现，这个孩子真的和自己长的不像，与他妈妈的容貌也没有相似的地方，以前那种怀疑的心理又再次出现。
最终，刘文的好奇战胜了理性，他偷偷采集了孩子的足底血样送检。结果显示，孩子与他无血缘关系。之后，刘文和前妻一同带着孩子到鉴定机构再次检测，发现孩子与两人都无血缘关系。
对于老来得子的刘文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他向媒体表示，“孩子是自己和前妻的精卵结合而来，怎么到头来和我们俩没有血缘关系了？到底出了什么差错？是分娩时孩子抱错了，还是移植的胚胎根本就不是我们夫妻的？”
随后，刘文和前妻将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和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起告上了法庭。
在裁判书中，安徽省妇幼保健院表示该院不存在过错，严格履行了生产环节的规范流程，不存在抱错的可能。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也认定了“安徽省妇幼保健院无过错”这一结论。
后经调查，由于安医大一附院在胚胎冻存中存在编号重复、胚胎解冻记录不完善、未能体现核对过程等问题，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明确，但相互之间有高度盖然性。
2022年11月，一审法院判定安医大一附院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均存在过错，根据过错情况分析，结合日常生活经验，高度盖然性推定医疗过错与实际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安医大一附院对刘文夫妇主张的损害后果承担100%的赔偿责任，赔偿各项损失64万元。
判决下来后，刘文反而承受了更大的痛苦，他表示，“医院把别人的胚胎放进我前妻的肚子里，那是别人的精子和卵子，我前妻怀胎十月，却被动成了代孕妈妈，我跟孩子没有任何关系，这直接要了我的命，我年入百万，64万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我只想查清，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我和前妻的胚胎有没有存活，移植到谁的肚子里了？”
对于刘文的诉求，医院方面却表示一概不知，没法找，找不到，这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发生的概率特别小，反复去培养室找胚胎但就是找不到，也不知道刘文和前妻的胚胎用没用。
在多次恳求下，2月17日，该医院生殖中心的魏主任对刘文进行了当面回复。她表示，“孩子实际是由刘文和前妻抚养长大，没必要计较是否亲生，人生就这几十年，到最后就都豁达了。很多家庭抱养孩子，人家都很开心的。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孩子养这么大了，我会很高兴的。”
但刘文坚持希望找到孩子的生物学父母，并确认自己的胚胎是否有孩子在世，以防万一孩子们病重需要亲属配型救命。
魏主任称，已经反复找过，但找不到，“手术里面的胚胎操作都是两个人签字，所以你看法院也不敢百分之百说是我们的错。因为按照操作，它没错。我会将刘文的诉求上传给医院领导，至于赔偿方面，只要有法院判决，我倒希望判200万给你，即便不是我们的错，判多少我们也认。”
2月20日，记者致电该院生殖中心周主任，对方表示，需要联系医务处回复。总机提供了院办和医务处电话，但两部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一问三不知，更显迷雾重重
孩子的生物学父母真的很难找吗？
这件事过于蹊跷，当事人询问孩子的生物学父母是谁，回应称查不到；询问自己的胚胎有没有使用，世上有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在世，也不知。当真是一问三不知，可真有那么难查询吗？
笔者咨询了一些试管婴儿领域的技术人员，他们皆表示，夫妻双方精子和卵子同时出错的概率太小了，最多夫妻双方其中之一的生殖细胞被用错了，但其中一方还是和孩子有血缘关系的，现在刘文夫妻俩和孩子都没血缘关系，那肯定是这个胚胎搞错了，一般来讲，在移植胚胎环节出错的话，不会只错一个，至少错两个，因此，寻找亲生父母并非难事。
根据国家卫健委规定，所有试管婴儿的追踪、随访记录应该是完整的，要一直随访到孩子出生。想要追查刘文夫妇的胚胎以及孩子亲生父母的去向，需要通过公安机关、法院或者其他执法机关的协助处理，普通人没有权利查看生殖中心的这些保密资料。
在执法机关帮助下，医院完全可以把移植当天登记的所有人全部找到，做亲子鉴定、血标本测定，以此分辨胚胎是谁的。然后看当天有没有移植成功的，再将这些孩子与该胚胎进行对比测定，其实一点也不难。
不过，刘文到底有没有亲生孩子在世，这谁也不好说，刘文夫妻俩的胚胎是用完了还是移植到别人身上了、移植之后是否成功，这有很多种可能性和未知性。
尽管孩子与刘文及前妻没有血缘关系，但现行法律规定，由于试管婴儿的特殊性，在发展前期，可能会因为管理不规范出现像刘文这样的案例，这种情况下，由于孩子依旧是刘文前妻分娩所生。因此，刘文、刘文前妻与孩子依旧构成父子关系、母子关系，需要抚养他至18岁成年，不得遗弃。
刘文前妻也表示，孩子是她生出来的，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他都是亲生儿子。
违规捐精生出60个孩子
辅助生殖技术疏于管理，频遭质疑
据统计，2000年以前，我国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率仅为3%，处于全世界较低水平。而如今，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方面的困难，不孕不育率攀升至12.5%-15%，接近发达国家15%-20%的比率。生育困难已成为我国继肿瘤、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三大疾病。
对于那些无法自然生育的夫妻，通过科学的技术手段，获得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梦寐以求的事情，自从1978年世界上首个试管婴儿呱呱坠地，现如今全球已有超过800万名试管婴儿，这项技术可以说是当代的伟大发明。
近期，国家层面也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免费医疗的提案，国家医保局近日答复，将逐步把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并鼓励中医医院开设优生优育门诊，提供不孕不育诊疗服务。
生殖辅助技术摆脱了最初饱受冷眼、饱受质疑的尴尬局面，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是一件好事，但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如何避免因生殖细胞的滥用、配子来源不明而导致的伦理问题，是我国乃至全球都要始终重视的难题。
例如，据《每日电讯报》2月18日报道，澳洲一名男子使用四个不同的化名进行捐精，成为了60多个孩子的父亲。当这些孩子的家长们在参加一次野餐聚会时，竟无意中发现他们的孩子大多长得一模一样，最终该名男子的犯罪面目才被戳穿。
报道称，该男子近乎疯狂地热衷于捐精，特别是向LGBT的女同群体捐精，在这些家长在最近的一次新生儿父母聚会上，才发现了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
忧心忡忡的父母随后开始打电话给试管婴儿诊所，试图查明该男子是否通过正式和非正规渠道捐赠了精子，在得知真相后他们感到愤怒和害怕，他们不明白，监管部门到底该如何无能和失责才会让这名男性疯狂地捐精，并出生了60个孩子。
有专家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些近乎变态的“基因散播者”，这些男人梦想着通过捐精能让很多女性怀上自己的孩子，可以不择手段，通过多种方式来变换不同的身份，进而达到捐精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监管部门失责，事实上，我们只允许符合条件的成年男性一生最多捐精一次，否则将引起巨大的社会伦理问题，后果不堪想象。
试管婴儿技术还在不断发展，其核心问题依旧是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如果需要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来获得一个孩子，那我们必须要明确知道男性配子来自何处，合不合法；女性配子来自何处，合不合法。这是最基本的，也是使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安全发展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