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德vs孟德尔：出身和性格不同带来的两极人生

▲左：巴斯德，右：孟德尔（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生命科学领域，孟德尔经常被拿来与达尔文进行比较。其中的原因除了他们都是生命科学领域中的巨人之外，就是两人之间的反差，比如达尔文家境富裕，而孟德尔则出身贫寒；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经提出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孟德尔去世时籍籍无名，多年后，他超越时代的遗传学成就才被人发现。

但如果说反差，和孟德尔形成最大反差应该是巴斯德，这两位出生在同一年的科学巨人，生前身后命运之反差，堪称两极。

刚开始，他们如此相同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被彻底击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终于划上了句号。一大批士兵解甲归田，欧洲也迎来了一个休生养息的机会。

在法国汝拉省，退伍老兵让·约瑟夫·巴斯德回到了家乡的小镇。在朝夕相处中，勤奋、谨慎、木讷的让·约瑟夫爱上了邻家活泼、善良、聪明的女孩珍妮。1822年12月，夫妻两迎来了他们的儿子路易斯·巴斯德[1]。

在奥地利帝国的西里西亚省，退伍老兵安东·孟德尔回到了家乡海因茨多夫，之后和同村的姑娘罗西妮成了家。在性格上，安东·孟德尔不苟言笑，严肃阴郁；而罗西妮则生性温和，为人友善开朗。1822年7月，两人的儿子约翰·孟德尔出生了[2]。

巴斯德和孟德尔同龄，都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而且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同是退役老兵的后代，两人在这一刻如此相同。

一出发，就有了区别

等到两人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们的差异便凸显了出来。

巴斯德一家所在的法国小镇阿尔布瓦有自己的小学和中学，少年巴斯德不用离家就可以完成大学之前的学业。

孟德尔一家居住的海因茨多夫只有一个初等小学，上高等小学要去10公里外的小城莱普尼克，上中学要去36公里外的特洛帕瓦；如果要完成全部的中学教育，还要去50公里外的奥洛穆茨。

学校离家的远近只是差距的次要方面，更大的差距来自家庭在教育上所能提供的支持。

老巴斯德是个体手工业者，在小镇上开着一家皮革作坊，虽然不算富裕，但完全可以支持儿子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甚至还有能力送女儿去外地的女子学校。老巴斯德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但他不仅自己勤奋好学，还非常支持儿子的教育。

老孟德尔是一位佃农，虽然拥有一点自己的土地，但需要花自己的一半时间为当地的领主工作。家里的收入供儿子上小学没有问题，但上寄宿的中学就比较困难。老孟德尔自己是个文盲，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成为一个识字的农民。只是在母亲的坚持下，孟德尔才有机会去接受中学教育。

部分因为获得教育的难易程度不同，两人在学校的表现也不一样。

巴斯德上学不算用功，中小学时成绩也谈不上优秀，当时也没有人能看出他在科学上的天赋。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绘画这个爱好上，还被同伴给了一个“未来画家”的绰号。

孟德尔在学校学习刻苦，成绩也一直优秀，尤其是在物理和数学上更是表现突出。

1838年，16岁的巴斯德在家乡小镇完成了中学学业。为了将来能够报考心中理想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从家乡去了巴黎的一所预科学校学习。但不到一个月就退学了，原因是因为想家。

回家后巴斯德在家里待了一年。在辍学的这一年里，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到了肖像绘画上，画中的主角包括小镇的各个阶层：镇长、神父、工匠、邻居……

辍学一年后，巴斯德去了离家更近的贝桑松学院，在那里获得了文学和科学两个学士学位。

1841年，在奥洛穆茨上高中的孟德尔也辍学了一年，原因是因为生病。而病因主要还是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有关，自从三年前父亲因为干农活是受伤后，孟德尔就不得不通过在课余的时间打工来养活自己。

回家后的孟德尔都在养病。因为父母卖掉了的农场，还有妹妹奉献出了自己的嫁妆，一年后孟德尔才得以重返校园，完成自己的中学学业。

大学里，差距被放大

1842年，巴斯德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以当年第16名的成绩被录取，但因为不满意自己的成绩拒绝入学；1843年再度报考同一大学，终于如愿以第4名的成绩踏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大门。

1843年，孟德尔在奥洛穆茨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为了能接受高等教育，他自愿选择到布尔诺的圣托马斯修道院成为一名神父，因为这所修道院是当时摩拉维亚省的科学和艺术中心之一，其中的神父可以用教学来替代神职服务。

巴斯德大学攻读的是化学专业，1846年获得硕士学位，1847年博士毕业。1848年，巴斯德在由法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院通报》上发表研究论文，报道他对左旋和右旋酒石酸盐晶体分离的研究。这一实验被美国化学学会评选为历史上最美的化学实验[3]，也被认为是立体化学的开端。

孟德尔上的是神学院，主要课程是教会史、教会法、教义、道德神学和一些外语。因为兴趣，孟德尔也参加了一些农业科学的课程。1848年，孟德尔从神学院毕业，得到了毕业证书，但因为突然的代课教师任命而放弃了神学博士学位的考试。

大学教授院长vs中学代课教师

1849年，不满26岁的巴斯德被教育部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化学教授。刚到大学不到半年，巴斯德就爱上了大学校长的女儿并求婚成功，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成为他生活和工作中最好的伴侣。

在斯特拉斯堡，巴斯德继续他在酒石酸盐晶体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五年后的1854年，32岁的巴斯德被调任到新成立的里尔科学学院担任院长。

1849年，孟德尔成为了小镇兹奈姆一所中学的代课教师。虽然课讲得很好，但因为没有教师资格证，他的工资只有同行的60%。为了转为正式教师，他参加了教师资格考试，结果却因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而失败。

1851年，为了弥补科学知识上的缺陷，孟德尔在修道院的支持下到维也纳大学进修了两年。1853年回到布尔诺后，在当地的一所实科中学担任代课教师。1855年，孟德尔再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结果又一次失败；之后也没有再考，一直当着代课教师。

攀高峰，截然不同的路径

巴斯德是大学教授，在里尔科学学院担任院长的时候每个星期只要上一节课，有着大量的时间开展研究，是科班出身的职业科学家。

1856年，因地一位酿酒商的请求，巴斯德开始了关于发酵的研究，也从此进入了生命科学领域。几乎以一己之力，巴斯德推翻了以“有机化学之父”李比希为代表的发酵是一种化学反应的学说，证明了微生物在各类发酵中的关键作用。

1859年，巴斯德开始挑战“自然发生学说”—即在没有父母亲本的条件下微生物能够在合适的有机物中自我产生。1864年，巴斯德在法国索邦大学进行了一场关于驳斥自然发生学说的公开学术演讲，到场的听众包括文豪大仲马和乔治·桑等名流。就在这场深入浅出的学术报告里，巴斯德用雄辩的证据驳斥了自然发生学说，并宣告了与之相对的理论——“生源论”的诞生。

从科学层面来看，巴斯德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生源论，这一理论认为微生物只能来自于亲本微生物，而不能自发地从没有生命的物质中诞生。之后的巴斯德就一直从事着“生源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研究。比如，因为知道微生物是导致食物和饮品变质的罪魁祸首，巴斯德发明了至今应用广泛的巴斯德消毒法；再比如因为坚信微生物是传染病的源头，这让他鉴定出了多种致病微生物。而致病微生物的鉴定，则进一步为他后来研发疫苗打下了基础。

孟德尔是神父，因为圣托马斯修道院允许神父当教师来替代神职，他的的职业实际上是中学代课教师，所作的研究是在业余的时间进行的。

1856年，孟德尔正式开始了在修道院里进行的豌豆杂交实验。在经过长达八年的辛勤付出后，孟德尔发现了基因的存在，并且摸索出了两大遗传学定律。正是孟德尔这一非凡的实验结果，宣告了现代遗传学的诞生。

如果把科学研究比喻成登山，巴斯德面对的就是一座绵延的山脉，不停地登顶；而孟德尔攀登的则是一座奇绝的山峰，一览众山小。

面对对手，一个是君子，一个是斗士

自从进入了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巴斯德，就一直在和对手进行论战。在发酵的研究上，他的对手是有机化学之父李比希；在自然发生学说的研究上，和他公开论战的是鲁昂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普歇；等他研究疾病和疫苗的时候，站在他对面的又换成了科林。

面对不同的对手，无论对方在学术界的地位如何，巴斯德从未畏惧，他利用实验说话，把对手逼到无可躲避的角落。尽管科学论战中巴斯德都在以理服人，但他的好斗和咄咄逼人让不少同行畏惧。

在学术上，孟德尔没有公开的对手，一方面因为同时代没有人真正读懂过他的工作，另一方面因为他没有尽最大努力去证明和推广自己的发现。当他在布尔诺当地科学会介绍自己的实验的时候，他知道有人不认同和不理解自己的发现，但他没有继续努力去说服对方。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教授内格里曾经和孟德尔就植物杂交这一主题保持了八年的通信，但孟德尔除了被动地做一些解释外，没有主动去说服内格里相信自己的发现。

巴斯德和孟德尔两人在这一方面的差异，也可以从他们各自说过的话中体现出来。

巴斯德说：“让自己相信一个刚刚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真理，是迈向进步的第一步；说服他人是第二步。还有第三步，也许不太有用，但也非常令人满意，那就是说服自己的对手。”

孟德尔说：“虽然我的生命里有过不少悲苦的时刻，我必须充满感激地承认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科学研究给我带来了无数的开心和满足，而且我确信我的工作将很快得到世界的承认。”

两人说的话不仅体现了各自不同的心态，也是真实的写照。

生前身后事

在对科学的贡献上，巴斯德和孟德尔都堪称巨人：巴斯德被誉为微生物学之父，孟德尔开创了现代遗传学。但两者在生前因为科学发现而获得的荣誉，却有着云泥之别。

巴斯德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他的影响力超越了科学界，还成为了整个法国的骄傲。

这可以从巴斯德70大寿的情形上看得出来。1892年12月，法国为巴斯德的70岁生日举行了空前的庆祝活动。在当时法国总统的搀扶下，巴斯德上台接受了来自法国各个阶层的人士以及世界各地科学家的祝贺。这样的待遇，在科学史上可谓空前。

在孟德尔去世之前，没有任何人真正理解他的发现的价值。在他去世后举行的葬礼上，慷慨的悼词中提到了他的各种荣誉，但偏偏缺少了他做为科学家的身份。等到1892年整个法国都在庆祝巴斯德的70周岁生日的时候，同龄的孟德尔已经长眠了八年；只有布尔诺当地人还记得孟德尔当过修道院院长，科学界已经彻底将他遗忘。

再过了八年，欧洲三位植物学家独立做出了与孟德尔类似的发现。他们最初兴奋地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科学的新大陆，但后来才发现孟德尔已经像一座山一样再那里屹立良久。他们发现的不是新世界，而是孟德尔。

至此，孟德尔开创的现代遗传学才拉开帷幕。

1978年，美国物理学家和业余历史学家米歇尔·哈特发表了《影响世界历史100位名人》一书，巴斯德和孟德尔双双入选[4]，巴斯德排在第11位，孟德尔排在第58位。